本文章转载自边海境界。

作者简介：张保平，经士智库边海防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边海防专家，教育部公安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中国人民警察大学)边防系主任、教授。

2020年12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刑法第三百零三条修改为:“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开设赌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参与国（境）外赌博，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由原来两款变为三款，第三款为新增加内容。

2021年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32次会议、202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三次会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七）》，确定第三款罪名为“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

《人民司法》2021年第10期发表李静、姜金良联合署名文章《两高<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七）>的理解与适用》。该文涉及“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的文字不多，照录于后：对于本款，起初考虑不单独确定罪名，根据“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的规定，适用本条第二款规定的开设赌场罪。主要理由是：该行为可以理解为开设赌场罪的共犯，量刑时可以适用共同犯罪的有关规定；如果单独入罪，反而不利于区别处理，其处罚甚至可能会重于赌场“老板”。也有意见提出，本条第二款规定的开设赌场罪与第三款有明显区别，建议将罪名确定为“组织跨境赌博罪”。《罪名补充规定（七）》将本款罪名确定为“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主要考虑：（1）本款的入罪门槛与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有所不同，且本款规制的是组织中国公民参与国（境）外赌博的行为，该行为类型不能为开设赌场罪所涵盖。故而，有必要对本款单独确定罪名。（2）本款罪状使用了“国（境）外”的表述，为准确反映罪状，不宜简化为“组织跨境赌博罪”。

《人民司法》为司法领域权威期刊，作者系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刑事处干部，因此，文章应该能准确反应立法和司法解释的精神。但文章对于《刑法修正案（十一）》为何使用“国（境）外”的表述，《罪名补充规定（七）》为何将罪名确定为“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为何不宜简化为“组织跨境赌博罪”，所述并不充分。

笔者理解，“国（境）外”的表述是为了说明赌博行为地既包括外国，也包括我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如果确乎如此，这一表述与我国《刑法》第六章第三节“妨害国（边）境管理罪”中“国（边）境”的表述是什么关系？须知，“国（边）境”的表述正是为了处理作为我国主体的大陆与台湾、内地与港澳之间的边境管理的问题，因此，“国（边）境”的“境”包括了“国境”和“边境”，“边境”就是指我国主体的大陆与台湾、内地与港澳之间的边境。

为了与《刑法》的规定相统一，2012年6月3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八十九条对“出境”、“入境”做了释义，“出境，是指由中国内地前往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由中国内地前往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由中国大陆前往台湾地区。”“入境，是指由其他国家或者地区进入中国内地，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进入中国内地，由台湾地区进入中国大陆。”这就更加清晰的明确，“境”包括了“国境”和“边境”。

反观《刑法修正案（十一）》和《罪名补充规定（七）》“国（境）外”的表述，“境”成了特指“边境”之意，显然，这与《刑法》第六章第三节“妨害国（边）境管理罪”中的规定有矛盾。

如果笔者的理解是合乎逻辑的，那么，“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这一罪名以及这一罪名所概括的罪状就需要进行修改。修改的办法是将《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三款修改为“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参与国（边）境外赌博，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或者“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参与境外赌博，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这样，这里的“境”就与《刑法》第六章第三节的规定一致了，而罪名则可谓之“组织参与境外赌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