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添财，博士，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副主任，东西桥智库研究主任。原文2023年11月23日首发于《南华早报》，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平台立场。

以色列和美国对加沙所造成的创伤和破坏可能需要经历数代人才能恢复。但全球对巴勒斯坦人困境的广泛同情可能对以色列和美国的信誉造成更大、更加不可逆转的损害。

“9·11”事件将西方推入与伊斯兰世界的对抗中。同时，当中国重新成为全球性大国时，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西方和儒家东方之间的文明分歧。而10月7日巴勒斯坦针对以色列的袭击，重新将“文明冲突”的叙事焦点放在了西方和伊斯兰世界。

与“9·11”后的情况相似，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激烈报复引发了穆斯林世界的愤怒，助长了大规模抗议。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已成为主张停火和和平解决冲突的坚定倡导者。

在领导人去年11月访问马来西亚期间，安瓦尔呼吁中国在中东进行调停。这与安瓦尔和领导人在今年3月承诺通过领导人的全球文明倡议、促进文化间相互信任的承诺相呼应。

事实上，领导人正在战略上将中国定位为全球事务中主动的、搭建桥梁的力量。

今年早些时候，北京促成了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历史性和解，显著提升了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国际地位。在当前巴以冲突中，北京表明了其准备进行斡旋并呼吁停火。在周二的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在线峰会上，领导人再次呼吁恢复“两国方案”。

毫无疑问，“两国方案”已成为解决冲突的规范性途径。奥斯陆协议和类似的规范性文件强调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为实现“两国方案”应做的一致努力，但这也给双方都带来相当大的风险。

为了追求和平，巴勒斯坦前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不断面临暴力威胁，而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更是在追求和平的过程中惨遭暗杀，付出了最高的代价。

尽管有这些英勇的事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仍未能厘清“两国方案”的细则。除了约旦河西岸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争议问题，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权也成为建立巴勒斯坦国的障碍。

奥斯陆和平进程崩溃等因素加剧了双方的极端主义，以色列的极右翼拒绝承认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亦誓言要消灭以色列，双方的极端冲突使该地区陷入不稳定状态。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源自两个历史悲剧。现代以色列是在纳粹大屠杀的惨痛暴行之后建立的。然而，这个救赎行为是建立在另一个悲剧事件之上的，即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驱逐，也被称作大浩劫（NAKBA）。

这个20世纪的双重悲剧也深深扎根于宗教敌对。犹太人和穆斯林之间的关键冲突是对耶路撒冷的控制。例如，美国的福音派认为，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将加速一场启示录中描述的战争，最终善恶之战将导致弥赛亚的二次降临。

这些因宗教而起的事端是一种悲剧性的倒退，回撤了人类历史上已取得的进步。现代国家的基础不应建立在奥秘的神学信仰之上，而应建立在维护国际和平与秩序的原则上。

可悲的是，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中，普世价值被根深蒂固的民族宗教冲动所压倒，阻碍了通往共存的道路。

国际社会必须让以色列和哈马斯悬崖勒马。尽管之前的努力失败了，“两国方案”仍然是解决当前危机的唯一可行选择。必须说服双方承认并接受彼此存在的权利。

本周，一个阿拉伯和穆斯林主导国家的代表团带着维护和平的使命访问了北京。巴以冲突对中国领导人的全球文明倡议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机遇。

北京必须巧妙运用其巨大的影响力，防止冲突升级为地区战争。为了缓解以色列的担忧，中国应利用其影响力敦促伊朗等国承认以色列的存在。

拜登政府也强调“两国方案”是唯一可行的选项。然而，美国很难说是否拥有足够的影响力或意愿以说服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共存。主要问题是，美国政治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在共和党内，与以色列的极右翼宗教世界观密切相关，都主张维持一个永续的、由单一犹太民族组成的国家。

拜登政府不愿向以色列施加压力达成停火的行为突显了一个鲜明的事实：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在美国政治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未能实施立即停火的失败是一场巨大的人道主义悲剧：10月7日的袭击虽然是毁灭性的，但对加沙的持续破坏是一场更严重的灾难。以色列不惜一切代价摧毁哈马斯，可能标志着冲突来到更加决定方向和更加危险的关头。

除了使“两国方案”的希望更加渺茫，以色列对加沙的无情摧毁有可能使全球舆论转向对以色列的声讨。此外，由于美国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其在国际舞台上的信誉可能遭受无法挽回的损害。

在周三一项重大的进展中，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宣布了一个涉及以色列人质和巴勒斯坦囚犯交换的为期四天的停火协议。对加沙的非人道袭击必须完全停止，这不仅是为了巴勒斯坦人的利益，也是为了有利于以色列的未来福祉和美国的国际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