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24日，经士智库创始人兼总裁田士臣应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邀请，出席讲座“世界应该惧怕中国吗？”（Should the world fear China?）并发表主旨发言。以下是他的发言稿：

全球地缘安全格局剧变下的中英关系再校准

Recalibrating China-UK Relations Amid Shifting Geopolitical Dynamics 

感谢伦敦政经公共政策学院邀请经士智库团队参加这次活动。作为志奋领学者，回到英国的感觉总是非常美好，让我回想起在诺丁汉读书的美好时光，我也经常自诩自己是“Nottinghamer”，这些美好时光的记忆恰好映射在当时中英黄金时代的历史框架中。

但是，很快中英关系开始恶化，我们也目睹了人权问题、华为为代表的中国科技被打压以及香港国安法等诸多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但是，随着以跨大西洋关系裂变引发的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动荡，中英关系似乎又到了重要的历史十字路口，如何以最大程度造福两国人民利益为核心重新校准中英关系是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剧变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新执政开启特朗普v.2.0版本以来，全球地缘安全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每一个方面也都面临着一些相应的问题：

其一，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跨大西洋关系面临分裂的危机，那么北约将来还会存在吗？还是名存实亡？ 欧洲推动防务自主是想赌一把拉住美国，还是真正承担起独立维护欧洲安全的重任？

其二，美俄正在确定俄乌冲突战后走向。这种抛开欧洲的做法对建立欧洲安全架构有何影响？ 如果美俄确定的俄乌冲突结局不符合欧洲的剧本儿，欧洲会怎么办？

其三，在特朗普奉行强硬中东政策的背景下，以色列重新燃气加沙战火。在无辜平民伤亡人数不断创造新高的情况下，人类能保持最起码的道德标准吗？如果美国和以色列抛开巴黎核协议与伊朗发生冲突，欧洲将发挥什么样的角色？随着加沙、叙利亚、也门等冲突局势的不断扩大，欧洲是否会不得不承载难民危机的附带损伤？

其四，最近，中美俄三角关系又被人重新提起。但是，基辛格时刻会重新出现吗？欧洲又将发挥什么样的角色？为何不能出现中美欧、中美英三极？

二、特朗普2.0是全球地缘格局改变的根本原因

特朗普于第二任期重新执政并改变美国对内对外政策是全球地缘安全格局变化的主要原因，美国内外政策调整发挥着类似发动机的引擎作用。

有一个英文播客节目把这种现象叫做“美国革命”。拆解开来，这也是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

一是美国国内孤立主义/门罗主义的复苏。

二是美国特朗普为首的极右派向主流自由派的复仇。

三是这种剧变某种程度反映了传统保守文明与白左的包容多元化文明的冲突。

四是特朗普个人性格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特朗普的交易性人格，特朗普令人震惊的善变和不一致等。

三、世界地缘格局剧变的全球影响

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剧变在全球层面产生多种影响。

一是这种变化正在摧毁二战后建立的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石的国际秩序。这突出表现在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明显失效，而特朗普声称吞并格陵兰和威胁收巴拿马运  河经营权则预示着丛林法则的兴起。

二是传统的国际法体系正在遭到破坏。特朗普退出多边条约严重破坏了“条约必须遵守”这项最基本、最古老的国际法原则；禁止使用武力原则也屡屡被侵犯，且大国不断制造危险先例；美法等挺乌国对战后乌克兰资源的掠夺和对战后乌克兰矿产资源的安排不亚于对乌克兰的经济殖民；ICC法律适用的双重标准非常突出，站在被告席上的总是亚非拉人。

三是西方民主的统一性面临身份认同危机。特朗普本身认为欧洲存在人权问题。同时，正统西方民主的后遗症问题开始显现，尤其民选产生的新政府因为一个国家政府换届给全球发展带来的巨大破坏性和不稳定性。

四是世界开始重新认识作为自由世界领导者的美国。一方面，美国国内面临撕裂、极化和宪政危机。另一方面，包括美国盟国在内的国家开始质疑美国在安全上的可靠性。当然，所谓的美国优先政策也是对全球生活方式的挑战。因为很难解释的是，作为平等关系的国家为何必须确保美国优先，美国优先的对立面必然就是其他国家的利益受损或生活方式受到破坏。

五是中美竞争加剧和跨大西洋关系断裂带来的看似多边主义的兴起。《经济学人》不久前发表一篇文章题目为“If it comes to a stand-off, Europe has leverage over America”。但是，存在悖论的是，如果欧洲在安全上不得不受美国保护，这些所谓保护杠杆真能发挥作用吗？或者说欧洲真的敢主动用这些杠杆儿吗？

六是全球地缘格局剧变必然带来核扩散问题。在英法提出为欧洲提供核保护伞的同时，日本、韩国、以色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家当中必然有人会野心膨胀、蠢蠢欲动。 

四、重新校准中英关系的思考

中英关系曾经历过从黄金时代到不断恶化的发展过程，很多因素起了作用。现在回首这段历史，我想问英国朋友两个问题：

其一，英国做出改变中英关系的重大决定是完全自主的决策，还是在大国竞争下选边站？

其二，在跨大西洋关系面临挑战的情况下，英国是回到舒适区向美国提交“投名状”或投送橄榄枝，还是选择独立自主做自己的主人？

如果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因为中美竞争背景下美国的压力，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可以独立自主做出战略选择和决策，那么英国需要重新认识中国和重新校准中英关系。

有三个问题需要重新做出评估考虑：一是台湾问题；二是人权问题；三是技术竞争问题，尤其华为技术在英国的使用问题。 

用重回中英时代这样的漂亮字眼儿本身没那么重要，但中英关系确实需要校准：

一是世界期待英国成为多级世界中独立的一极并以此发挥作用。具体而言，英国可以在世界地缘剧变背景下发挥稳定器的锚定作用，坚持和维护多边主义，保护欧洲一体化进程，从侧面引导欧洲，与欧洲合作促进欧洲作为整体的团结和一致性；英国可以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发挥发展引擎的作用，助力世界繁荣与发展。

二是传统美英同盟关系不应成为发展中英关系的绊脚石。英国可以凭借这种关系发挥沟通的桥梁作用，需要提醒的时候要提醒美国，需要反对的时候也要旗帜鲜明的表达关切。英国既不能对美国盟友容忍放纵做“和事老”，更不应当以损害他国利益为代价“选边站”。

三是发展中英关系根本上是为了中英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中英关系不应被政治化，作为推动国内政治议程的工具。中英关系更不应当被武器化，作为大国竞争的牺牲品，或作为绥靖美国的“投名状”。确保发展中英关系最大化的符合中英两国人民的利益，才是发展中英关系的根本出发点。

最后，中国的政策没有改变，发展仍是中国的优先事项，远隔万里重洋的中国不对英国构成威胁，新形势下改善中英关系需要英国反思自己，回到促进中英关系改善的道路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