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着力打造一批具有重要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的新型智库。百年变局、大国竞争、世纪疫情和乌克兰危机交织叠加，全球局势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危险性同步上升，对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内外决策形成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社会智库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于拥有固定资金支持和较长发展历史的政府智库、高校智库和企业智库，社会智库在中国发展较晚，对于其定位、功能、管理及运行模式，尚处在实践积累和理论探索阶段。对于这个仍在发展之中的新事物，社会各界对其认知存在不同认识亦属正常。结合笔者近年来从事社会智库建设和运营的有限经验认知，本文试图指出一些对社会智库的认识误区，并对比中外社会智库发展环境差异，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社会智库建设的思考建议。有些想法也还不太成熟，属一家之言、一管之见，权当提供一个靶子，供智库界的同仁参考和批评指正。

一、关于社会智库的几个认识误区

一是将社会智库产业化。社会智库研究产业政策非常普遍，此处所言将社会智库产业化是指那种生搬硬套将社会智库与产业“拉郎配”的僵化认识。这种认识误区的表现形式多样：比如，认为应当在物理空间上将产业与智库绑定，将智库开设在产业集中的地方；或是认为需要将众多智库集中在一起以园区的方式运营，认为在同一个地方集中多家智库就可以形成智库产业；或是认为应当让产业投资把智库养起来，以此解决社会智库的造血功能，而全然不顾产业投资与智库之间是否有业务关联；还有的将智库产业与以智能制造为主的智能产业相混淆，或将其与以脑力劳动为主的产业技术人员相混淆。

智库是利用专业人员的经验智力提供服务的公共研究机构，以上将智库产业化的认识并不符合智库的运行规律。首先，智库的运行与将智库开设在什么地方并无直接关系。无论物理空间上将智库与产业集群所在地放在一起，还是将智库集中设立在一起用园区化方式管理，都与智库运行没有直接的关系。其次，作为主要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组织，将智库放在出决策的地方有利于开展工作，这也是国际通行做法。第三，智库本身具有公益属性，这种智库产业化的僵化认识与智库公益性属性有所冲突。第四，智库的资金来源应当是多元的，在本已存在企业智库业态的情况下，产业为智库造血的空间有很大局限性。

当然，从便利工作和管理角度，在办公场地与资金支持方面企业智库与上述智库产业化有重叠的地方，但这是少数和个别情况，而且这种企业对自己智库的资金支持与泛泛讲产业为智库造血是两码事。从实践看，但凡大的企业，其智库一定是靠近行业决策中心而非物理上与企业产品或生产地物理地绑定在一起。

二是将社会智库商业化或政商化。从2013年国家引导和鼓励智库建设以来，中国涌现出很多社会智库，有的是行业智库，有的是综合性智库，但总体而言形成自己品牌和具有决策影响力的智库少之又少。这其中当然有很多原因，但对社会智库自身功能定位的认识误区是导致许多智库没落的原因之一。比如，有的商业化思维太浓，把智库当作赚钱或洗钱的工具，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背离了智库的公益属性要求；有的政治化思维太浓，将智库当作对接政商资源的平台，把智库异化为“拼缝”的平台。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智库商业化并非禁止智库以公司化运营，事实上国际上许多知名智库都是以公司化运营。只要保持智库决策咨询的本质特征，秉持社会公益性的初心属性，公司化运营的智库与将智库商业化是两码事儿。

三是将社会智库体制化。一般而言，政府智库与高校智库都是体制内智库，还可以包括央企与国企的企业智库。作为体制内智库的典型特征，除了由国家或企业财政提供资金支持外，其运行也完全遵循体制内的行政管理体制，尤其在国际业务方面需要遵循严格的外事审批程序。相比而言，社会智库的弱项是需要自筹资金，但其管理体制上属于自我管理，在国家法律法规调控范围内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有的观点认为，应当对社会智库采取类比体制内智库的管理方式，要求社会智库最好找到一个体制内主管单位作婆婆按“民非”注册管理。笔者认为，应当不加歧视的给予社会智库相应的资质地位认同，保留其运行操作的自主性和相对独立性。正如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共存不改变社会主义性质，社会智库也会形成体制内智库的有益补充。

在服务国家治理的过程中，社会智库完全可以扮演蓝军的角色，通过与体制内智库的背靠背和差异化研究，让决策更加高效科学务实稳妥。社会智库还可以发挥试验区、试点区、缓冲区和防火墙等多种角色，与体制内智库相得益彰发挥各自重要作用。从国际上知名智库运行实践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建设如果缺少社会智库，将削弱中国智库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不利于在良性竞争环境下促进体制内智库的发展，也不利于在国内国际两个层面有效利用社会智力资源。

二、中西社会智库发展环境比较

从齐桓公田午时期建立中国最早政府智库“稷下学宫”开百家争鸣之先河，到姜子牙诸葛亮等古代军师辅佐帝君流传千古佳话，从明嘉靖时期 “直谏诸臣之首”杨继盛冒死弹劾严嵩，到清光绪年间康有为梁启超集结1300余名举人发起“公车上书”，中国古代不缺智库参与治国理政的优秀文化传统。但就当今时代中西智库比较而言，欧美智库参与治国理政的发达程度远超中国智库。欧美智库相对发达有政策引导、资金多元、“旋转门”红利等多重因素，综合效果使得企业和个人做智库有内生驱动力。

一是公益性税收政策引导提供社会智库运行资金支持。在许多欧美国家，智库作为非营利性公益组织，在税收上有许多政策优惠。无论企业还是个人，成立非营利性组织的公益智库，在税收层面可以享受到国家的政策红利。个人或企业的捐赠作为许多欧美智库的重要资金来源，在税收层面也享有很大的减免优惠。所以，无论是智库本身作为公益性组织的运行，还是智库接受个人或企业的捐赠，国家在税收政策层面给予了很大支持，既促进了智库运行资金的多元化，又从税收减免层面提供了重要保障。

二是决策影响力构成社会智库内生驱动力。欧美社会一个普遍的现象是，所有大的企业做到一定规模都会做智库，一般是以基金会的形式成立的，比如福特基金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等，但实质上这些基金会就是智库。还有很多智库虽然不是单独某家企业出资设立，但采取企业理事会形式从企业获得资金支持，比如很多企业成为布鲁金斯学会的理事单位，新美国安全中心获得大量军工公司的支持。除了上述税收政策减免扶持层面的原因，这些企业组建智库或投资智库，也是因为希望通过智库产生决策影响力。如果通过智库的决策建议推动，一个企业的标准成为行业标准、国家标准甚至国际标准，那这个企业就占据了制高点和主动性，某种程度对决策影响力的追求构成欧美企业或个人做智库的内生驱动力。

三是品牌影响力满足社会智库价值观追求。近年来，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评级越来越成为判断企业可持续性经营和社会价值观影响的重要指标体系。智库的公益属性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品牌影响力，从公益性通识教育、影响社会价值观层面体现了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这种对公益事业的追求与投入迎合了社会主流文化和价值观评价，也从“软实力”层面极大增强了企业本身的品牌影响力。

四是旋转门制度确保高质量智库人才供给。在院校、智库、私营部门与政府之间打通专业人才角色互换的旋转门制度是西方人力资源流转的一大特色。比如，中国智库比较熟悉的原美国助理国务卿董云裳、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拉夫黑德、原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斯坦伯格等，他们在从政府公职身份退出后进入大学或智库，但将来如果有机会仍可以选择再回到政府担任公职。旋转门制度为社会智库提供了难能可贵的优质人力资源，反过来也为政府部门提供了高端人才培训。

笔者在体制内工作时有个朴素的认知，感觉机关请智库提供的一些咨询建议很多不能解决痛点，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智库人员不在情况内，由于不了解机关掌握的情况才导致他们无法提供解决痛点的咨询建议。而经过旋转门制度流转到社会智库的专家，由于他们拥有决策与实务部门工作经验，更能找到决策部门关注要点和痛点，将会极大提高提供决策咨询建议的质量，这是中西方智库相比欧美智库占有的一大优势。

五是决策文化与多元需求构成项目牵引。在欧美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私营部门，在制定和形成决策过程中引入第三方咨询已经形成惯例和文化。他们通过委托智库提交独立研究报告或举办研讨会等多种方式提出项目需求，从智库生存和发展角度提供了需求侧的重要保障，也就解决了所谓社会智库如何“造血”的问题。尽管在中国各层级公私部门寻求智库等第三方决策咨询建议也很多，但智库在很多情况下被赋予阐释和宣扬政策的角色，智库被期待说委托方想听到的东西，而非提供客观独立的见解。此外，在各级各个领域当中“拍脑门儿”决策也还存在，决策过程引入第三方专业咨询力量远没有形成一种文化和制度，更不要说提前付费来预防危机。

六是社会科学研究在中国仍还是“廉价商品”。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社会科学研究所获得的资金支持和研究产出所体现的商业价值都不在同一个数量级别上。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在文化认知层面就认为社会科学研究本身“不花钱（投入不大）”，不像自然科学那样需要买仪器、买样品、做实验等耗费巨大投入，因此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在价值上也远得不到相应的认同。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作为仅仅“拍脑门儿”想出来的东西（社科经费预算难花在学界是公开的秘密），因为不需要太多物质上的投入其产出自然也不值钱。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笔者2013年在英国读书的时候了解到，法学院一个教授拿到的一个欧盟项目资金支持达上千万欧元，而中国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资助费用一般为每项60-80万元。

三、中国社会智库建设思考建议

在中国，政府智库、高校智库、媒体智库和企业智库在发展过程中有的已经找到自己的功能定位并固化下来，有的还在寻找契合甲方需要的运行模式。社会智库怎么建？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中国特色新型社会智库能否完全照搬照抄西方智库的那一套？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摸索尝试，努力保持社会智库的中国特色，同时又吸收西方智库建设的经验成果。

（一）推动社会智库角色转化

囿于对智库传统角色的认知，尽管不同类型智库有其研究侧重点，比如政府智库侧重战略政策研究，高校智库侧重基础理论研究，媒体智库拥有舆情信息优势，企业智库侧重行业政策研究，但比较共识的是智库主要职能就是建言献策，主要是以撰写报告为主，无论是薄的厚的、应急的还是长期的。笔者认为，这种认知更多是从智库业态形式和业务领域角度对智库角色的一种定位。任何一个国家智库的发展都是与这个国家本身的发展阶段密不可分的，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镌刻着时代的烙印和标签儿。随着国家发展进入不同阶段和国际环境发生剧变，智库角色必须适应新的形势任务需求进行自我革新转变。

一是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以及中国外部环境变化赋予中国社会智库新的使命任务。从中国发展阶段看，二十大确立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看，中国已经前所未有地走近了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央。

国际治理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制定和实施国际规则实现的。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之间的很长历史时期内，中国大都是被动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处在国际规则制定的边缘角色。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越来越多融入国际社会，中国开始主动和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进入新时代，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中国对世界的巨大贡献以及承担的大国责任，要求中国在国际治理当中更多引领和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

因此，从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角度，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联动的背景下，中国社会智库应当适应这种形势任务发展，在以下三个领域寻找自己的角色定位：一是在全球层面聚焦人类发展与安全。智库要站在宇宙俯瞰地球，更加重视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公共卫生、核不扩散等全球性议题。二是在中国与世界层面聚焦中国参与的全球治理。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GDI）与全球安全倡议（GSI），这些倡议在国别层面如何与每个国家的国家战略和优先议程对接，在所谓“威权”国家及民主国家等不同社会制度文化当中如何落地，值得重点研究。三是在国家治理层面聚焦国内发展与安全的统筹。专门研究发展或专门研究安全的智库很多，当前缺少的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研究。

此外，在国家外交层面研究的多，城市层面如何参与国际治理，如何满足地方政府日益增多的国际拓展需求，关注度偏少。近年来，中国许多城市被赋予国际性的功能定位，比如广州深圳打造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海南建立自由贸易港，这些都涉及到城市或区域层面参与全球治理，不能完全套用国家与国家之间交往的模式，这些恰恰都是社会智库可以大有可为的地方。

二是适应新的形势任务发展需求社会智库必须转变工作模式更多参与国家议程设置。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印太战略等许多区域安全战略都是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举办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提出的，对话会的议程也都是由IISS与相关国家沟通设定的，通过这种方式IISS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国际安全议程的设置。

而中国智库以完成委托研究（写报告）任务为主，参与议程设置的意识、能力和实践都很欠缺，远不能满足中美竞争背景下的国家议程设置要求。美国近期相继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坚持中国是美国“战略竞争者”基调，而且进一步将中国定位为“最严重”“最危险”“步步紧逼”的对手，这是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在官方顶层政策文件中正式对中国做出的最具敌意的战略定位。美苏争霸时期西方智库针对前苏联的话语权和安全塑造，显而易见将会在改编剧本后被用于中国。反制美西方中美竞争背景下的话语权和安全塑造，中国社会智库必须转变角色，从传统“写报告”为主转变为更多主动积极灵活参与国家议程设置。

智库更多参与议程设置并非排斥传统写报告的工作模式，在写报告、参与议程设置之外，社会智库还可以依托其强大国内外专家资源更多参与治理培训和能力建设。许多问题不是靠写报告能解决的，越来越多非常复杂的问题无法以写报告的形式呈现，比如政府部门在疫情等突发事件来临时的对外沟通能力问题，互联网企业理解和落实国家新出台网监政策问题，这些都可以借助专业人员的短期培训，通过模拟推演和实战化训练来实现能力和素质的提升，单纯靠阅读报告材料或听专家讲课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种培训也应该是双向的，既有我们请外国专家给中国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培训，也有我们给外国政府和企事业部门的培训。形式上可以走出去，也可以请进来。

这种工作模式转变也要求社会智库改变传统智库工作的方式方法，要从被动应对转变为主动引领，从静态观摩转变为动态思考和模拟演练，从依托大咖独立开展研究转变为适用复杂系统涌现性成规模体系集智攻关，从主要依靠人脑转向更多依靠“机脑”——人工智能、大数据，从常态化双边关系研究转变为双边关系恶化的危机推演处置，从收集信息堆积搬运材料凑字数转变为出大主意大思路金点子。

（二）围绕“决策圈儿”打造智库重镇和培育代表性智库

作为主要以智力输出为工作方式的组织形态，从本质上讲智库办公地点设在哪里并不直接影响智库提供决策咨询建议，尤其现在互联网发达的情况下，许多智力输出的工作都可以通过网络线上完成。所以上文在批驳智库产业化时提出智库不一定要物理空间上与产业绑定在一起。

但考察西方智库的聚集点，在首都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设立智库是比较普遍的做法。比如，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有一条K 街（K street），这条大街聚集了很多美国知名智库。英国最具有决策影响力的三个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三军联合研究所(RUSI)、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也都把总部设在了伦敦。在欧洲，国际组织机构聚集地布鲁塞尔、日内瓦，也都聚集了很多智库。究其原因，主要是首都作为决策中心，近距离为智库服务决策提供了很大便利，尤其智库工作很多需要智库同行之间以及智库专家与决策者之间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因此，围绕决策中心建设智库符合其工作性质和特点规律，无论决策中心是国际地区层面、国家层面还是省市政府层面。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尤其要打造智库重镇。由于社会智库在推动国际交往特别民间外交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些交往很多具有政治、文化和经济意涵，在北京建设智库符合首都功能核心区作为国家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的定位。此外，北京的历史文化古迹众多，留存下很多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明清民国院落，这些古迹院落按照法律规定同时又需要落实文物保护要求。利用这些具有文物保护要求的古迹院落做社会智库，完全符合习主席多次强调的文物活化利用精神。

另考虑北京市建设博物馆之都的城市规划，从更好梳理中国古代智库参与治国理政优秀传统文化和进行中西智库比较借鉴研究的角度，为提高智库意识、弘扬智库文化、发挥智库作用，可以考虑在首都功能核心区选择合适古院落筹划建设首座国际智库博物馆[1]，从智库角度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此外，为适应当前形势下的国际话语权争夺和安全态势塑造，可以在国家重点扶持下培育一批有代表性的社会智库，同时也是结合为打造智库重镇打基础。当今世界，很多情况下决策都是多个利益攸关方博弈的过程，如果没有一批各个领域可以代表中国发声的智库，一切都靠“公共话语权”说事儿，一出事儿就把政府部门直接推上去，这种情况早已成为昨日黄花，实际上很多情况下就是一些外国政府操控的所谓独立智库把我们公共政策部门忙的团团转。从这个角度讲，国家支持引导助力打造一批体制之外的社会智库，通过独立的国际化“第三方话语权”话事儿，也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

（三）鼓励中国社会智库国际化

国际化是社会智库面临形势任务发展变化对其自身建设提出的必然要求。应对大国竞争挑战，实现中国参与的国际治理，深入推进对外开放，都需要了解更多国际形势，参与更多国际交往，借鉴更多国际智力。美西方推动议程设置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发挥在当地设立的NGO智库的作用，智库二轨外交也确实在辅助国家总体外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借鉴欧美国际智库的打法，中国社会智库国际化可以采取多种方式。一是智库研究人员国际化，可以吸收更多国际专家学者加入中国智库，建立国际化的研究员网络。二是智库办公地点国际化，可以选择国外合适地点开设区域中心和国家办公室等中国社会智库分支机构，或直接在国外按当地法律设立国际智库。三是智库研究项目国际化，可以承接跨国公司、外国或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委托的研究项目，或委托外国智库和研究机构承接中国智库的项目。四是智库产品国际化，更多在外媒发表文章和接受外媒采访，针对不同地区受众以多语种方式出台更多独立研究报告。五是智库活动国际化，首先是多参加国际论坛会议活动，其次是多组织国际论坛会议活动。六是智库资金支持国际化，可以接受国外的个人、机构、国际组织等捐赠，前提是合法合规透明，接受监督审计和监管。七是智库管理运营国际化，可以借鉴华为聘请IBM全球管理服务团队对其实施体系化改造的有益经验，邀请有国际智库运营的专家团队对中国社会化智库进行体系化改造。

当前，政府可以出台鼓励或便利上述社会智库国际化的制度措施，也可以扶持引导重点打造一批国际化社会智库。目前我们对外国智库在中国落地采取比较谨慎的做法，这与我们的发展阶段以及与国际智库打交道的经验缺乏是分不开的。随着形势任务发展变化，可以研究按照“白名单”方式适当有序放宽国际智库在中国的落地限制，这也是20大确立深层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具体体现之一。

（四）引导社会智库运行市场化

制约中国社会智库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资金保障问题。由于缺少体制内智库那样的固定财政预算支持，社会智库成立以后“断粮”倒闭的情况不在少数，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如何实现社会智库自我造血功能。

以笔者运行社会智库的经验，社会智库实现自我造血的功能可以走市场化的道路。一是社会智库要提供高品质的满足市场需求的服务和产品。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企事业单位委托，智库提供咨询服务和决策建议必须要以过硬品质满足客户需求，智库品质优劣的检验标准就是能否让每一个客户成为回头客，智库品质才是智库影响力的真正源泉。

二是社会智库要灵活满足定制化的市场需求。政府智库虽然有来自机关的长期订单研究需求，但在承担应急突发涉外任务时会受到体制内审批程序的限制。高校智库虽然也有固定预算支持，但其研究人员多少面临“非升即走”的学术压力，并且有意无意会在完成委托研究任务时考虑自己的职业或学术需求。社会智库应发挥其机动性、灵活性的特点，在体制内智库受到限制的领域提供定制化服务，或利用其独立性特点以其灵活方式满足市场刚需。

三是社会智库可以凭借其过硬品质从市场上吸引战略投资和社会捐赠，实现资金支持来源渠道的多元化。在这一点上，国家层面也可研究鼓励企业投资智库的税务减免政策，引导企业投资社会智库的健康发展。需要指出的是，走基于法律保障的基于规则的市场化与前文所批驳之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的智库商业化和僵化捆绑概念的智库产业化不是一个层面的概念。

（五）保持社会智库独立性公益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引发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也拉开了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序幕，实事求是作为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和重要原则也是我党历来经验的科学总结，科学决策也必然遵循这一基本原则，智库提供决策咨询建议同样要遵循这一原则，而落实好这一原则必须要求客观观察和独立思考，这是要求智库保持独立性的哲学思想源泉。

在笔者同国外同行打交道的多个场合，考问或质疑智库的独立性是非常普遍的情况。从某种程度上讲，社会智库越独立，对国家发展越有利，对辅助客户决策越有利。基于社会智库的独立性，可以针对体制内智库的研究做背靠背检验性研究，开展新兴领域的探索性试点研究，补充体制内智库受限的应急研究。此外，社会智库保持独立性，可以为中国与国际智库打交道建立缓冲区和屏障，帮助中国积累与国际智库打交道的实际经验。

社会智库作为公共研究机构，依托公共知识分子，研究公共政策，提供公共产品，传播公共知识，影响公共舆论，必须保持其公益性，力避过度商业化和智库产业化。所有类型智库在满足客户服务和产品需求的同时，必须对社会公众提供公益性服务。社会智库的公益性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比如自主开展公益性公共政策研究，开设公益性课堂实现公共知识传播，提供专业研究成果为公众提供公共教育和培训等等。社会智库尽管可以以公司制注册运营，但保持公益性是社会智库区别商业公司的一个重要特征。

（六）探索中国特色“旋转门”

专家型人力资源保障是“造血”功能之外限制社会智库发展的另一瓶颈问题。前文所述，欧美国家“旋转门”制度为西方智库提供了优质人力资源，而体制内智库自带编制和预算无需担心人力资源问题。笔者认为，探索中国特色的“旋转门”制度意义重大，它也符合我党“从群众来到群众去”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必然要求。

区别于西方旋转门的全过程旋转，中国特色旋转门可以先探索设计在两端。一是设计在出口端。吸收体制内退休公职人员和军队退休转业人员进入社会智库，有效发挥利用他们的经验智慧，是解决社会智库人力资源瓶颈的可行办法，设计好了可以实现多重功效：有效发挥余热避免人力资源浪费，助力解决政商结合背后的腐败乱象，提供大量案例研究、红蓝对抗和复盘研究等等。二是设计在进口端。西方旋转门不仅仅是从体制内出来的人为智库提供了人力资源活水，对于即将进入体制的年轻人来讲，智库经历也武装了这些未来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中国现在着力培养国际人才，国际化社会智库是难得的培养皿。很多年轻人缺少在真正独立氛围内工作的经历，这些仅靠在体制内当官是学不会的，独立的国际化社会智库可以发挥这样的角色。

探索这一制度设计当前确实面临一些矛盾问题，比如如何解决有效发挥余热与退休以后乱讲话、讲错话之间矛盾的问题——似乎大部分主管部门都不喜欢听到批评其政策的声音，智库不当利用退休资源异化为“拼缝”平台引发的政商腐败问题，退休公职人员和军队退休转业人员的分配待遇问题等等。

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合理规划设计避免这些矛盾问题，不能因噎废食遇到困难就停止这一探索。一是强化退休公职人员的非官职身份，要通过实践向国内外公众强化他们只代表自己不代表官方立场的认识。二是给予社会智库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允许大家进行理性争论，给予社会智库人员一定的容错空间。三是通过回避制度、竞业限制、税收调控、司法惩戒等逐步解决政商腐败与分配待遇等问题。四是可以探索与党的政治协商制度结合起来，将两会工作代表议案的形成处理纳入社会智库服务。

与其他类型智库相比，社会智库本来在资质地位、资金支持、项目来源上就处于先天弱势。在社会智库发展的初期阶段，有关政策部门更应侧重培育有利其发展的温床土壤，为社会智库发展壮大提供有利健康环境，甚至不妨给社会智库留出一片“自留地”儿，在可控范围内让其“野蛮生长”，待其独立成林后再修剪其枝枝蔓蔓。

唯有社会智库发展壮大和国际化程度提高，才能有效促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体系建设，通过竞争促进整个智库体系的多元健康发展，同时发挥好社会智库独立性、灵活性、开放性的特色作用，更好服务于深层次、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多贡献于中国参与的全球治理。

[注释1] 经士智库已经在这方面做出努力和尝试，向北京市有关部门提出了活化利用某明清院落筹建首座中国智库博物馆的申请。

（作者：田士臣，经士智库创始人。声明：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经士智库平台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