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经士智库（GGI）邀请国际刑法专家、英国伦敦米德尔塞克斯大学国际法教授威廉·沙巴斯（William Schabas）做客 “经士视点”第七期播客，与特约主持经士智库研究员王琳一起讨论俄乌战争罪审判可能性及其对国际刑法的影响。

沙巴斯观察到,今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国际刑事法院（ICC）迅速将其注意力聚焦到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罪调查和可能的审判。一些人认为，俄乌冲突可能会成为ICC的灵药，将促使ICC重振旗鼓，赋予其活力，增强其重要性。但沙巴斯认为，启动俄乌冲突战争罪调查对ICC来说更像是毒药丸，他担心ICC会成为一个北约的法院，遵循北约的优先重点，背离了ICC设定的初衷，即真正的国际法院。

今年3月，俄乌冲突爆发后， ICC正式启动了俄乌冲突中潜在战争罪行的情势调查并迅速推进该程序。据ICC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汗表示，ICC已经向乌克兰派遣了一个由42名调查员、法医专家和支持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该行动也成为该检察官办公室2003年以来“最大的一次现地部署”。

美国及其欧洲盟友也在积极支持这一进程。美国国务院启动了“冲突观察站”项目，“以获取、分析并广泛提供俄罗斯在乌克兰实施的潜在战争罪和其他暴行的证据”。同时，欧盟委员会也决定拨付725万欧元以保障增强ICC进行实际调查行动的能力。

沙巴斯直言自己从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之初就一直密切关注这一国际机构并对其作为国际常设机构给予厚望，但回顾其过去近20年的发展，从产出的角度，国际刑事法院是令人失望的，只对五个人宣判有罪。很多审判因为检察官或法官没有充足的证据等原因而终止。

沙巴斯介绍，ICC设立的运作方式是针对一些罪行没有得到审判的情况——即秉承补充性原则（complimentary），通常是在一国国内法院失职或缺席、没有对应该惩罚的罪行进行审判的情况下（unable or unwilling）。乌克兰的情况并不符合。乌克兰已经在对战争罪进行审判，通过调查起诉一些俄罗斯士兵并判决终身监禁等。其实ICC并没有理由和必要对俄乌冲突中的战争罪进行调查和审判。更何况，一定程度上，俄乌双方都有可能存在战争罪行为，（而目前ICC只提起了针对俄罗斯的调查），但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可能犯罪保持了沉默。

“我个人认为，乌克兰的法院比ICC更有效率，两个月前乌克兰法院作出审判的案子，要是放在ICC，可能需要持续三到四年。ICC对俄乌冲突中的战争罪的调查和可能的审判是没有理由的（no reason），只是有象征意义。”沙巴斯说。

谈到ICC发起调查能否对冲突双方产生威慑作用，沙巴斯认为对俄罗斯士兵的威慑作用不大，俄罗斯不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也没有义务来配合ICC。他一直认为不应夸大刑法中的威慑作用。

对于西方某些别有用心人士向ICC提起对中国新疆维吾尔族境遇问题进行调查，沙巴斯认为，考虑到目前ICC检察官中的一位的政治立场非常偏向北约，持这样立场的人很可能也会希望有机会调查中国某位人士（ICC一般针对高级别官员或将领）是否违反了罗马公约，存在这种可能。中国需要做好准备，因为这将是政治决定（而非法律问题）。“如果这位检察官能够锁定中国的调查对象，现在因为他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而支持拥护这位检察官的人，会更加拥护支持他。但这样的调查会有很多法律难题，到时候需要智慧的律师来为中方人士辩护。”

证据和实况调查对国际刑事审判非常重要。德国学者郑国恩等西方学者和运动分子捏造的数据和信息被一些西方政府和律师所引用。对此，沙巴斯密切关注研读了相关组织和个人的报告，他发现，所有针对所谓“种族灭绝”的指控都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支持，这些组织和个人在报告中也承认，没有证据能证明存在“物理上消灭某一种族的意图”，而这一关键点使“种族灭绝”的指控无法成立。

8月3日，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造成台海局势升级，美国官员和学者通常将“捍卫民主”作为其军事干预、使用武力的理由，对此沙巴斯表示，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尽管其参加缔约过程中曾主张可以为防止发生其他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犯罪使用武力，但这一观点并没有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实际上所谓“为保护民主使用武力”在国际法上是没有任何依据的。

编辑｜王琳，经士智库研究员，苏世民学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审阅｜田士臣，经士智库总裁兼国际军事行动法研究中心主任

校对｜江琳，经士智库媒体助理